一个文人操着武将的心,范仲淹搞庆历改革,目的其实不只是吏治

2021-02-26 10:39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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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楼

中学课本都背过《岳阳楼记》,作者范仲淹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成了后代津津乐道的典故。此记写于庆历六年(1046年),前一年刚好是范仲淹变法失败被贬出京的年份,此后范仲淹一直被压制,再也没有回过首都。1052年6月范仲淹在任职途中病逝,仁宗皇帝给他追封谥号“文正”。范仲淹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出那句千古名言的呢?这还要从他的改革说起。

一、三起三落范仲淹

989年(宋太祖时期),范仲淹生于苏州,他幼年丧父,寡母被迫改嫁。范仲淹长大后得知身世,独自外出求学。真宗时期中进士,后在江苏泰州主持盐运,修复了捍海堤。仁宗初期,晏殊主政商丘(北宋的南京),晏殊起用范仲淹为南京应天书院教师,自范仲淹上任后,书院风气为之一振,范仲淹名声遂传。

应天书院

1028年,范仲淹上书言事,当时的宰相王曾对其大加赞赏。这年年末,范仲淹被提拔入京,成了京官,但官阶不大,在七品上下摇摆。范仲淹在任上直言敢谏,处事公允,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上书还政。当时仁宗年幼,太后刘氏(戏文传闻中叫她刘娥)垂帘听政,对此范仲淹直接上书,要太后还政天子。一年后(1030),范仲淹就被调离京城,外放地方任通判。

《清平乐》中的太后剧照

到了1033年,太后死,作为忠贞的帝党,范仲淹当年就被调回京城,在谏院任司谏,专管弹劾。第二年,范仲淹外调,但这次外调是肥缺,他被任命为苏州知州,油水十足,但范仲淹不是损公肥私的人,况且这年苏州发生水灾,范仲淹一心救灾,结果次年又被调回京城,不久升为知开封府。1036年,中央发生了党争,范仲淹不满权相吕夷简把持朝政,频繁弹劾,吕派官僚反击,范仲淹又被贬谪到了边州,自此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。

范仲淹

二、北宋军事现状

宋太祖鉴于五代战乱、武人夺权,决心扬文抑武。先通过杯酒释兵权,将能打的全废了,让他们回去养老。之后设立枢密院(军令系统,有权调动兵马)、三衙(实际作战单位,管边军和禁军)、兵部(负责后勤、编制、地方军),让三者互相牵制。同时文人知军事,“设通判于诸州,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,与长吏均礼”。

到了太宗时期,设诸路转运使,皆由文人担任,这一做法不仅进一步使军政分离,而且将地方财源统统收归中央。《朱子语类》说:“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,遂尽夺藩镇之权,兵也收了,财也收了,赏罚刑政,一切收了。”特别是在太宗北伐失败后,宋朝重文轻武、强干弱枝的气氛更重。

宋太宗

到了真宗时期,真宗采纳了臣下的建议,“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”,至此,文人彻底掌管军事。仁宗时的蔡襄说:边防大帅皆为文人,武将者不过听命耳。甚至在1006年真宗下诏,兵书不得流传,“孙吴之书,禁而废学”,把《孙子兵法》这类书籍当成了邪教思想。

宋真宗

三、对夏战争的刺激

在上述情况下,1038年,西夏暴乱建国。1040年,西夏进攻宋朝边州,宋夏正式交战。这年,宋朝以夏竦为主帅,韩琦为陕西转运使,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,韩、范二人同管勾都部署司事。夏竦文人修书出身;而所谓管勾都部署司事,管勾就是临时管理的意思,都部署司相当于参谋部,负责军令和计划,所以参谋部也是文人。

韩琦

宋夏战争初期,宋军积极进攻,但三川口之战,宋军战败。1041年(庆历元年),朝廷以“久之无功”开始对西夏采取守势,分了陕西四路。韩琦、范仲淹都为一路总管,他们统辖辖区内一切事务,实际作战的将领反而为副手。尽管韩琦、范仲淹二人有能力,但他们统辖的士兵也是能否胜利的重要因素,由于士兵士气太弱,结果好水川之战,宋军全军覆没。

四、一个文人操着武将的心

范仲淹真正接触兵事是在1036年被贬边州。自此在边州摸爬滚打近10年。范仲淹经过边州锻炼,深感宋军战力之弱,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,1044年回京之后,针对朝中视兵事为瘟疫,避之唯恐不及的现状,范仲淹只能用政治改革装扮自己,换句话说,庆历新政的核心在于强军,其他改革不过是掩护。

宋朝禁军

范仲淹的军事思想来自传统兵学。范虽是文士出身,但自从当上边帅后,他手不离《左传》《孙子》,尤其是《孙子》,他曾说“自古用兵之术,无出《孙子》,此皆孙子之深戒,非臣之能言也”。

如前所述,在1040年对夏战争中,范仲淹是最高军事参谋之一,他就提出了“严边城,实关内”的防御策略,从以后的历史看,1042年西夏元昊的确采取了分兵进攻关内的策略。

三川口之战是韩琦谋划并上奏给仁宗,仁宗同意的,但范仲淹坚决反对,结果仁宗不听造成了宋军大败。后来镇守南方压制越南的沈起,这时候还只是范帐下的随军参谋,二人对兵法相谈甚欢,所以足见范的兵法才学。

范仲淹

五、庆历新政的实质

1043年7月,范仲淹任参知政事,给仁宗上了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说了针对宋朝三冗两积进行变法的大致原则,随即开始变法,此为庆历新政。庆历新政的内容就不细说了,大致就是吏治(包括缩短官员考核周期、科举选实才、限制荫蔽、重法治)和富强两项。但文史君分析,吏治更像是给富强打的掩护,因为纵观秦朝以后变法,政治改革基本都是澄清吏治这个套路。所以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实际成分在于富强一项,而富强之中又重“强”(强军),所以咱们详细看看范仲淹对强军的看法。

宋军

强军的核心就是修武备。范仲淹任职边州多年,深感宋军兵不知将、将不知兵的危害,所以希望恢复府兵制,民兵辅助正规军,且西北民风彪悍,必得佳兵。同时择长官,这条明面上对文职,实际还是在选将领,所谓剔除不才者,就是对边州不懂军事的文官的裁撤。明赏罚,看起来依然是对文臣,但其实是针对宋军过去作战中将领只能按枢密院的命令打,即便失败了也不追责,反而违背枢密院的命令,即便打赢了也没奖赏这一条的改革。限荫蔽,就更不用说了,文臣将家族成员塞入朝中是常事,《水浒传》里高唐州知州蔡九不就是蔡太师的儿子吗,不学无术,但统管一州军政,结果梁山军来打,他依旧管理军事,手下将领只能听命,结果城破。虽然是小说家言,但这种现象在北宋是确实存在的。这种荫蔽也能扩大到边州,致使边州防御质量严重下降。

文人知军事

虽然范仲淹的“十事”中明确提到军事的只有一条,但其实方方面面都潜藏着强军的隐形条款。所以说庆历新政更近似于军改。这也为此后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。

文史君说

其实早在1025年范仲淹就已经上了《奏上时务书》,希望朝廷重视军事,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,“救文弊、复武举;文武之道,相济而行”,但当时范仲淹是个不入流的小官,身为小官还提兵事,就被朝中掌权者视为异类,结果此书泥牛入海,毫无音讯。

1027年又上《上执政书》,提出“育将材,实边郡,使夷不乱华”,结果依旧被斥责为无事生非的异类。1033年又上书边州屯田,无果。又请开榷场收购西北马匹,“外慰戎心,内为武备”,结果朝廷反应迟缓。

范仲淹

就是一次一次对兵事的不热衷,逼得范仲淹改弦更张,借政改而推军改,当然庆历新政是个一箭双雕的改革,但主要目的还是军改。毕竟范仲淹在边州近10年,所以对边事最为热心。1043年庆历新政开始,但新政强军的目的一眼就被守旧士大夫看出来了,所以庆历新政随即遭到了漫天攻击, 1045年新政失败,范仲淹被踢出中央,此后就一直辗转地方,再也不能回到中央一展抱负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,范仲淹没有自甘堕落,反而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在地方勤政爱民,造福一方,继续为祖国建设出力。到了1052年,范仲淹死于改任途中。仁宗皇帝十分痛心,就赐范仲淹文人最高谥号“文正”,以示褒奖。

宋仁宗

参考文献

《宋史》:中华书局,1985年。

范能濬:《范仲淹全集》,凤凰出版社,2004年。

(作者:浩然文史·紫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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